• 人文地理 云南深处为什么有这么多基督徒?

  • 发布日期:2019-10-28 05:18   来源:未知   阅读:

  云南是中国的民族民俗博物馆,这一点众所周知。但云南同样也是中国的宗教博物馆,知晓这一点的人就不多见了。云南境内的宗教信仰极为复杂,不仅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常见宗教,甚至还有基督教的身影。

  即使在滇西北横断山脉的深山老林,荒野偏村里,基督徒的数量也为数不少,甚至有的乡镇几乎全都是基督徒。他们身着傈僳族、怒族、白族等民族服饰,在十字架下高唱民族语言的赞歌,看上去颇有些违和感,但确实是当地重要的社会活动。

  基督教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明代以后。不过在基督教传播的早期,传教士们只能从大口岸登陆,绝大多数的传教工作也是在大城市完成的。但当时中国大城市的居民并没有太多信教的动机,除少部分因与洋商贸易需要皈依的中间商以外,信基督教的人并不多。而且传教工作常常还会被官方的禁令打断,进展始终是断断续续的。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山西交城县公开招聘24名职业化村干部

  明清时期中央帝国对西南边陲的直接控制,贵州乌江流域是一个关键性区域。在这条大河的两岸皇帝尚且可以设置军镇加以控制,对更遥远的西南领土,因山川险恶,瘴气逼人,外人实在难以靠近,只能依赖当地土司实施控制。

  而这些土司并非完全跟随中央的意志而行动,大城市的律法在山间乡村也并不通行。尤其是在崇山峻岭间的滇西北,交通不便,人烟罕至,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来自朝廷的权威。如果要找到传教禁令的缺口,那么这里无疑是最适合的地方。

  当时在滇西北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从西藏东部传来的藏传佛教。最早进入的是以大宝法王噶玛巴为首领的噶举派,在向东扩张影响力的过程中,作为青藏高原东部过度地带的滇西北就成为了他们走出藏区核心区的第一站。

  具有更高管理水平和物质水平的藏区精英进入了滇西北后,与当地土司进行政治和文化上的联合,形成了复杂的政治网络。比如在澜沧江、怒江边的纳西地区,兼管两大流域的纳西土司为噶举派建设了大量的寺庙,有一位女土司在位期间甚至一连修建了6座。

  但到了18世纪,噶举派在藏区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式微,新兴崛起的是人们更为熟悉的格鲁派,也就是黄教。在完成了对西藏的宗教整合之后,此时的格鲁派也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将滇西北的寺庙大量改换为黄教寺庙,并继续保持与土司的密切合作。

  中央政府对土司是没有税收指标的,但土司仍然需要向民间收税以完成管理职责。然而土司本身缺乏行政建设,边远地区的税收任务就交由作为地区中心的寺庙来完成。尽管清代的雍正皇帝曾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设置维西厅,在行政上实现了改土归流,但它还是允许了很多下级土司保持自治,以规避行政成本过高的缺点。

  在这一地区的关系够硬、收入够多、宣传够卖力,看上去没有基督教传教士发挥的空间。但也正是因为藏传佛教在当地极强的控制欲,才让传教士们看到了新的机会。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寺庙在与土司的合作中,得到的最核心的资源无疑就是土地。比如今天云南贡山县有一座普化寺,是硕果仅存的噶举派寺庙,在建设之初就迁走了当地所有的怒族人,将寺庙周边的土地算作寺产,并承包给跟随而来的藏族家庭耕种。

  当时的怒族农民,不仅要向土司交税,还要向寺庙提供地租和免费劳动力,社区内的地位也是最低的,几乎相当于藏区核心区的农奴。

  而随着寺庙周边土地的开发和僧侣获得的税收权,寺庙很快成为了云南山区除土司以外最有购买力的势力。再加上僧侣不用课税的优势,他们有很快成为了滇西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货品经销商,有时甚至是垄断商。

  云南山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有两种核心资源却是严重短缺的。其一是盐,距离他们最近的盐产区是藏区芒康的盐井,盐业通道则为僧侣所控制,人们只得从寺庙购买;其二是铁,云南缺乏表层铁矿,村落中的锻冶水平也有限,只能从四川方向购买,而这同样为僧侣所控制。

  本就是贫民的怒族、独龙族甚至收入地位较低的藏族群众,不仅要为寺庙提供沉重的税赋劳役,还要用好不容易节余的钱购买寺庙提供的商品,有时甚至会因收成不好而抵押土地,变成永远无法翻身的债务人,最终沦为实质上的农奴。

  虽然在寺庙和土司强有力的下这些贫民很难做出实质性的反抗,但对藏传佛教的倦怠是必然会出现的。这就是传教士们看到的机会。

  滇西北最早的天主教社团,位于著名的丙察察公路中点察瓦龙乡附近。这个社团的组成就很奇怪,是由一位法国传教士和他的中国代理人购买的奴隶组成的。他们一共购买了22个孩子和12个成人奴隶,甚至还收留了一个因破色戒而被逐出教门的,教他们用藏语进行天主教仪轨。

  这个奇怪的社团一开始就引起了当地人和寺庙的警觉,经历多次公关危机之后,这个社团终究还是被当地人定性为邪恶的组织,被驱逐出了原来的定居点。这在藏区被称为“崩卡教案”,是当时西藏地方政权与外来势力进行的最针锋相对的斗争。

  然而在清政府、法国政府、教会的干预下,这些传教士最终还是通过一场诉讼案重回村庄。

  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村民的认可:“既然这群人能够在官司中打赢庙里的僧侣,那他们一定具有非凡的神力或者崇高的地位,也许能帮我们摆脱受寺庙控制的悲惨命运。”

  传教士们对帮助农民摆脱农奴身份并不感兴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完成传教工作,发展更多基督徒。而且传教士们很快也发现,当地民众只是在表面上去佛教寺庙参拜,在背地里信仰的仍然是原始的多神萨满教。

  比如当时怒族群众相信每棵树都有精灵,拒绝在完成法术之前砍树为传教士盖房子。传教士的解决方法是让他们一边砍树一边高呼上帝和圣母之名,这样就不会发生不祥的事情。通过这样的心理替代,传教士逐渐瓦解了村民们的原始信仰。

  当然上帝的“神力”也是一定要展现的。当时的山民,仍然依靠萨满巫术治疗疾病,草药知识都很匮乏,得病的人能不能活下来全靠天意。而传教士们携带着大量的现代医药,所有的“不治之症”都能治愈,在村民们看来这便是“法术高强,道行高深”,值得信赖。

  崩卡天主教社团的皈依者人数越来越多,最后连村里的6个萨满都改信了天主教。传教士们收集了萨满的法鼓,带着大家一边划十字颂上帝之名,一边把法器都烧了。

  如此一来,传教士成了当地人和神沟通的唯一渠道,也成为了当地社会唯一的信仰来源。而传教士们也趁热打铁,宣称上帝比萨满教里的精灵更有威力,能够保护村民们免受灾祸的侵扰。

  但这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原因。众多村民愿意放弃祖辈的信仰,并跳出藏传佛教的控制,出发点还是传教士和新来的宗教是解决他们债务危机的唯一方法。因为这些传教士们身上有充足的白银,而这种硬通货在当时的云南是非常稀缺的。

  最终他们用区区130两银子就买到了从崩卡到梅里雪山半坡的巨大土地。这些土地足以帮助周边的农民摆脱寺庙的剥削,但要承包这些土地的前提,则是要皈依上帝。于是周边村民争先恐后前来受洗,崩卡社团的规模暴涨到700人左右。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滇西北的大量山村都在发生。法国和英国的传教士从南、西两个方向进入云南,在探索地理、生物新发现的同时,也在利用现代医学、村民的信仰需求和藏传佛教塑造的紧张氛围进行着传教活动。

  在他们先进的传教技术下,有的村镇甚至有经过表决集体选择皈依基督教的。这也最终造就了云南与世隔绝的山沟里,也有基督教村、基督教堂的奇景。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并没有。当传教士们通过出手阔绰的土地购买获得了新的土地之后,农民们的债务关系也同时转移到了传教士的身上。无论传教士们嘴上如何说大家都是天主的子民,实际税从来都没有少收,另外还有农业生产资料的贷款本息、对传教士个人的孝敬,全都少不了。